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解放
K．H．美国
2010年8月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由珍妮特·福纳主持的“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解放”研习班里的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
RC不是治疗
珍妮特谈到，为什么说RC不是治疗。她说，心理健康工作者们都是好人，但心理治疗的方式是一个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治疗师是 “专家”，有地位并且掌握“答案”，被假定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她没有地方去处理自己急需的咨询需求，或者被认为，他/她不会有问题，也不需要他人帮助。而来访者也几乎没有运用他/她自己的思考的空间。我近期的一次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出于法律的原因，我去接受治疗，既然我必须去，我就决定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就当作我在做一次相互倾听。（那时我已经做相互咨询四年了）。我要求见一名掌握情绪释放技巧的治疗师。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她我想由我来主导咨询，并且按我自己需要的去做。她看起来很吃惊，好像受到了威胁，而接下来的几次咨询则成了由她发起的争夺主导权的争斗。
她似乎认为我要么很麻烦，要么就是一个心理状况不稳定的人，因为我拒绝接受她的引导。我以一种很同情的方式询问她的感受——例如问她“这对你来说有点困惑，是吗？”她否认她的感受与我的态度有任何关系，并且将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如果她觉得规则允许的话，她本可以在那时得到一个五分钟的倾听。）另外，我的宣泄方式也让她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发抖。
最后，我告诉她我从相互咨询中更加受益，我不会再去接受治疗。（幸运的是，让我去那里的法律原因也已经终止了。）我很清楚她是一个好人，尽职尽责，但是她由于体制所设定的身份而无法清晰思考。
关注美好的现实
珍妮特还谈到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美好的现实，是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她说如果他人的模式困扰我们，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模式跟他人的模式纠缠在一起，我们的注意力就陷在我们自己的模式里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的模式上拔出来，我们就不会受到他人的模式的干扰，从而能够与他人愉快相处。
在对待我的丈夫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到了这一点。过去当他说我们的关系让他很难忍受，想离开我的时候，我会非常生气。在经过许多个小时的宣泄之后，我决定相信他的行为（他没有离开）而不是他的模式。下一次当他说想离开的时候，我温情脉脉地看着他，说道：“噢，亲爱的，每个人都有想放松的时候。周末去露营吧，或者去拜访一下朋友们。我会在家等你回来。”结果，他不仅没有在周末的时候离开，而且自那以后（两年了）他只有两三次提到过想要离开的话。（以前他每周都要说好几次。）就在最近，他能够大哭着说他实际上心里是想留下来的。这让我坚信“不让自己的模式与别人的相互纠缠”，或者说不陷在自己的烦恼里所产生的效力。
性别歧视和“心理健康”体制
在研习班倾听了许多女性的“心理健康”治疗史并回顾了我自己这方面的经历之后，我注意到一个模式。女性往往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例如她们遭到强奸或者殴打）。当她们觉得困扰而去求助的时候，她们又成了“心理健康”体制的受害者。（我在相互咨询之外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工作中看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但我从来没有将其与“心理健康”体制带来的压迫相联系。）当女性被她们的伴侣殴打之后，她们的孩子也被带走了。接下来，这些女性必须要证明她们的心理是健康的，换句话说就是，她们得远离殴打她们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很长而且还牵涉到治疗，以及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该过程长达六个月至两年甚至更久。在此期间，女性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会受到严格限制。孩子被置于临时看护之下。
当受虐的女性寻求帮助的时候，她们频繁地被给予精神药物。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医生或治疗师不知道需要去询问一下她们出现的状况是否因为在家受到了虐待所致，便推断这些女性的症状是内在的心理问题引发的。精神药物产生的后果是让这些受到虐待的女性更难摆脱施虐者。
找到一种能够给予实际帮助的方法
关注那些暴力事件的模式，随之出现的情感困扰，以及精神治疗带来的伤害之后，我还是看到了许多希望。显然，当人们遭受到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他们仍然具有完全的智慧，他们的痛苦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打破人们去所谓的“心理健康”体制寻求帮助的这种习惯，尤其是当他们显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帮助时，而找到一种方法去给那些需要的人，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真正的帮助
*珍妮特·福纳是RC“心理健康”解放的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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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斯卓译 陈平俊校 2012年2月
选自Present Time，2011年1月刊，82-83页